有关太平天国运动，一直以来的说法，是洪秀全领导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。

但深入了解这段历史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洪秀全在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上，都并非是整个天国里实打实的NO1。

无可否认的是，洪秀全的确是个十分有理论整理能力的人。

这个科场屡试不第的失意秀才，凭着最初从广州街头得来的基督教普及小册子《劝世良言》，硬是将西方的上帝，跟中国传统的神仙、部分儒学杂糅在一起，搞出了个叫“拜上帝教”的东西。

封建王朝时期的中国老百姓，是很吃宗教这一套的。

东汉末年，张角创立传播“太平道”，掀起了黄巾起义；元朝晚期，朱元璋也是借着由“明教”组织起来的红巾军，建立起了延续将近300年国祚的大明王朝。

因而，洪秀全创立“拜上帝教”，充当太平天国的精神领袖，用宗教化、神圣化的意识形态，的确能起到凝聚教民，进而拉扯、组织队伍的作用。

只不过理想和现实，从来都不一定是一回事。

为了传播拜上帝教，洪秀全也在广东本乡本土，干过一些吸纳教民、砸毁庙宇塑像的事，但都没有什么起色。后来去到广西，又吃不了上山下乡的那些苦，没过多久就回到了家乡。

真正坚持传播教义、吸纳教众的，则是冯云山。

这个极富组织才能的私塾先生，凭着坚韧不拔的吃苦耐劳精神，在广西紫荆山一带走村串户，为拜上帝教在十万大山中的传播，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。

而他吸纳的教众里头，最具有军事领导才干的，是烧炭工出身的杨秀清和萧朝贵。

由他们两人拉扯起来的、以烧炭工为主的骨干队伍，是早期太平军内最有战斗力的部队。

拜上帝教的迅猛传播，引起了官府的注意，并派兵抓捕了四处传教的冯云山。

这是拜上帝教面临的第一次重大危机。而面对危机，洪秀全和冯云山并没有展示出传教时所描述的“神力”。

在教众的迷惑和质疑情绪面前，洪秀全竟然幻想着用请愿的方式说服官府放人，显然表现得太过书生意气。

反倒是杨秀清通达危机公关，用类似“鬼上身、跳大神”的手段，假托“天父下凡”，稳定了人心。

继而发挥出娴熟的社交能力，聚拢烧炭工人筹集钱款，通过贿赂腐败的官府，成功营救出了冯云山。

据此，杨秀清在太平天国内的威望急剧上升，直接跃过冯云山，成为仅此于创教始祖洪秀全的二号人物。

打下南京后，东王杨秀清更是架空天王洪秀全，独揽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。

可以说，从1851年金田起义，到1856年“天京事变”的五六年间，太平军的一系列军事、政治路线，大多都是出自杨秀清之手。

这位性格坚定的东王，凭着强硬的手段作风，再加上“天父下凡”的迷信蛊惑力，牢牢得维系着太平天国从天京城，到各个战场的中央集权。

从金田起义到攻占南京阶段，洪秀全的表现又如何呢？

起义初期，洪秀全、冯云山等人一方面提出“有田同耕，有饭同食，有衣同穿，有钱同使，无处不均匀，无人不饱暖”的口号，吸引赤贫农民、手工业者跟着揭竿造反，对抗长久以来压迫他们的清政府。

另一方面，又是杨秀清假托“天父下凡”、萧朝贵假托“天兄下界”，一边神叨叨得跳大神，一边用灾难、疾病之类的预言恫吓民众，裹挟着他们参与起义。

这支起义军刚刚攻克小县城永安，便开展了一场名为“永安封王”权力分配。在这场组织建设中，洪秀全的谋略倒真有些可圈可点的地方。

仔细看分封的天王洪秀全、东王杨秀清、南王冯云山、西王萧朝贵、北王韦昌辉、翼王石达开这6个王：

杨秀清在太平军中的威望仅次于洪秀全，而且凭着早年的带领烧炭工经验，其统兵作战、战略谋划能力，在整个太平天国中都是首屈一指。

冯云山是洪秀全早年一起传播拜上帝教的亲密伙伴。萧朝贵虽然也是跟杨秀清一样的烧炭工出身，但此前洪秀全已经把妹妹嫁给了他。

剩下的韦昌辉、石达开，与其他人并无明显牵扯，呈现各自为政的状态。

由此可见，冯云山和萧朝贵都是洪秀全的人，他们的存在，正好能够制衡势力日渐壮大的杨秀清。

尤其是萧朝贵的“天兄下界”，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刻，平衡一下杨秀清的“天父下凡”。

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，在接下去的转战中，南王冯云山、西王萧朝贵先后阵亡，使得洪秀全苦心建立的权力制衡格局，产生了巨大的漏洞，终究为日后太平军内部自相残杀的“天京事变”，埋下了隐患。

“天京事变”平息后，杨秀清、韦昌辉、秦日纲等开国悍将俱死于乱局，太平天国军力顿时损失惨重。

更要命的是，很快翼王石达开也受不了洪秀全的猜忌，沿天京到武昌的长江一线，带走和裹挟了10万余太平军精锐另走一路单干。

虽然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，但从此再也不受天京城的节制。

石达开出走后，洪秀全相继提拔了陈玉成、李秀成、谭绍光等年轻将领。

但此时在洪秀全手中，杨秀清时期留下来的军政制度逐渐破坏殆尽，不仅一口气前后封了2000多个王，而且还在事实上默许了将领们对地盘的割据。

这也是1860年2月至5月，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二破江南大营后，太平军再也没有像样战绩，并最终走向颓势的深层原因。

为了抢占地盘、扩充势力，李秀成自顾自地在东南的苏州、杭州、金华一线频繁用兵，而对同时期在皖北陷入困局的陈玉成丝毫没有伸出援救之手。

陈玉成被俘后，整个皖北落入清军之手，天京门户完全暴露在了曾国荃所部湘军的包围之下。

1862年9月14日，为打破湘军对太平天国心脏天京城的重重包围，李秀成领着20余万太平军，与曾国荃的3万湘军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“十三王雨花台救驾战役”。

然而此战的结局，却是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李秀成，败在了深沟高垒“结硬寨、打呆仗”的曾国荃之手。

可见，太平军在“天京事变”与石达开出走后，大量战斗力精悍的“老广西”纷纷折损。

新近在湖北、湖南等地招募的，以哥老会、洪门等帮会成员为主的晚期太平军兵员，战斗力和忠诚度双双都打了巨大的折扣。

甚至还在1863年12月，发生了郜永宽、汪安钧等八王合谋刺杀慕王谭绍光，拿着他的人头向李鸿章献苏州城投降的事件。李秀成花大代价经营的苏浙根据地，就此丢失殆尽。

天京被围的最后阶段，城内粮食消耗殆尽，外头的粮食也因湘军的围困运不进来，洪秀全对此毫无办法。

而对李秀成提出的放弃天京、突围到江西重开局面的建议，洪秀全更是断然拒绝。

此时的洪秀全，早已不复当年起义之初的风采。

十多年来窝在天王府的他，住的是富丽堂皇的宫殿，过的是极尽奢靡的腐败生活，光侍候他一个人的宫女数量，就高达1000多人。

且据后来被清军俘获的幼天王洪天贵福供认，天王洪秀全光纳娶的王娘就多达88个，比同时期的同治皇帝还多。

如此销金屋一帮的生活，怎能不耗尽洪秀全这个“暴发户”所有的斗志。

太平天国的失败，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。